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前进入地参与红色革命。他出生在五十年代的北京，过着中国式的生活。在他身上，刻有明显的红色印迹。本期节目柯鲁讲述外国红孩子的故事。

    柯鲁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英国的犹太家庭，母亲出生在四川，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父亲是一个革命者，1938年就来到了中国，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不知父亲的革命对柯鲁有多少影响，但是父亲的影响使柯鲁成为了一个美食家，甚至连柯鲁14的儿子都积极地想加入法国美食家协会，好能够和他一起去赴美食飨宴。

    “父亲是一个革命家，出身于犹太家庭，犹太人对美食的限制很多。父亲喜爱各种风味的美食，刚开始革命就从美食背弃了传统”。50年代，父亲带着四、五岁的柯鲁坐三轮车去王府井东来顺，柯鲁坐在父亲腿之间的小板上，那时东来顺的火锅是一个大火锅，有一些隔断，好多不认识的人一起吃，汤流动，内容不动。那时并不奢侈的吃法是柯鲁对美食最早的美好记忆。

    16岁时，父母被抓了起来，但是每个月的工资照发，有了可以自己独立支配的120元钱，他的美食独立自主“食”代开始了。每月120元钱在60年代可是笔巨款，他请朋友吃遍了北京城的馆子，尽管当时可以选择的地方远没有现在多，难怪文革在柯鲁的记忆中是“自由而富足”的。

    1969年，同学们都上山下乡时，柯鲁和弟弟去了海淀农机修配厂做了两年工人。“后来我们觉得那厂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北外一些比较同情我们的老师又帮我们调到汽修一厂，我做镗工。”

    当工人的四年中，除了回北外领“额外工资”，柯鲁和弟弟们都住在厂里，以至于家里曾被盗得一干二净，“还好公安局破了案，让我们去认领的时候，被偷的东西满满的堆了一地，不过没什么值钱的。”

    1973年，柯鲁和弟弟们终于等回了被关押了五年的父母。三个月后，柯鲁在朋友马妮的帮助下离开了中国，马妮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1974年，他们一块先在麻州大学念书，后来柯鲁又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在那里他拿到了东亚学的硕士学位。他们在美国最西部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有个家。“那里和北京完全不同，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都是绿地，挺喜欢那里，但是现在在中国的时间更多，在那里呆一两个月会很想回北京”。

    柯鲁回到中国的第一份差事是西方石油公司。

    “我当时正在美国做论文做得烦的时候，在杂志上看到哈默博士要找人，就发了寻职信。”1984年，柯鲁当上西方石油公司北京联络处的主任后，得天独厚的北京背景很快就为他自己和公司打开了局面。“当时这矿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项目，邓小平和哈默还有一定的私人关系，李鹏也做了很多批示和视察。”

    四年后，由于国际市场煤价狂跌。这个在柯鲁眼中“经常有机会跟中共的高层去联系的精彩的项目”也就撤了。回到美国后，柯鲁做了些中国业务咨询的事。然后又回北京在一个搞跨国运输招标的英国公司干了两年多。

    直到1994年自己现在经营葡萄酒的名特公司开业，“可以肯定的是，十年后，中国人还会喝葡萄酒。”名特公司在成立之初，做过十几种项目。在偶然做了葡萄酒后，柯鲁强烈地感觉到，这才是“最合口味”的项目。无人能比的“北京背景”使他如鱼得水，他的公司现在是中国进口和销售葡萄酒最大的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