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柯鲁在前面带路。他迫不及待地带我们参观那个一年前让他欣喜若狂的“发现”——邻居家遗留的酒窖。

 

    这是一段插曲。十多年前，一位吴先生租了隔壁四季青公社卫生院的两层小楼，成为了柯鲁的邻居。那时柯鲁住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在一次回北京的短暂拜访中，邻居透露说自己的楼里有一个酒窖。可是，由于行程匆忙，还没来得及参观，柯鲁就回了美国。等他再回来时，邻居早已迁走去法国种枣了，那两层楼也已被草坪代替了。事隔十多年后，柯鲁终于忍不住了。“去年，我找了一个人，从我的北墙外往下掏，我想看看到底有没有酒窖。”

 

    “开始的时候怎么挖都挖不到，但我不放弃，我让他接着再挖深一点。那时候，我每天上班都在琢磨挖到哪里了”，在经过两个星期的挖掘后，工人终于在离地面三米下的地方发现了这个让柯鲁惦记了十多年的邻居家的酒窖。

 

    从柯鲁家通往酒窖的入口并没有做“隐蔽式”处理。你能很容易在挂满中国山水画的过道右侧发现这个入口，打开那两扇一米来高的没有上锁的圆弧型木门后，柯鲁顺着结实的木楼梯先下，我们紧随其后。整个酒窖像一个迂回的过道，安静整洁，除了几瓶酒和几张条案，柯鲁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它。“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铺了地，二是装了电。放酒因该是不错，但酒瓶上的标由于太潮，可能会发霉。”

 

    与透着浓浓湿气的地窖相比，我们显然更乐意在柯鲁家里多待会儿。那是他十多年前，没花多少钱买下的一个老院子。在北京西三环旁，远离外国人聚集的东区。经过改建，尽管没有雕梁画栋，但由于是两层，仍使得这座深色的中式仿古小楼在那条挤满了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小商店门脸的街道上显得引人注目。门和院子都不大，但影壁、回廊、树、厢房一应俱全。院门和客厅门关上的时候，车水马龙的世界顿时静谧下来。客厅很高，木制的楼梯和拱梁让人感觉惬意，书架上放满了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夕阳透过雕花的木窗将目光引向墙上的那些放大的黑白照片上。那是柯鲁父母年轻时在河北解放区的照片，穿着那个时代有些臃肿的棉袄军装。

 

    作为出生地，北京对于1949年降生在这里的柯鲁来说，意味着一种“权利”。这让他总能感受到一种其他外国人永远也得不到的优越感。

    “虽然我没有中国籍，但我出生在这儿，所以不光有感情，还有权利。如同你生在美国，你就有国籍的权利。既然生在北京，我对这个地方就有点发言权。”柯鲁很认真地说。

    我们在餐厅同桌而坐，桌上铺着贵州的蜡染桌布，柯鲁身后的墙上挂着几幅中国民俗内容的装饰画。一整排欧式的整体橱柜，在最显著的位置放着柯鲁父母在五年前的合影。

    “我母亲伊莎白生在成都，是传教士的后代。我父亲柯鲁克出身于一个英国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柯鲁声音平和地回忆道。

    “我父亲在西方文史方面很有研究，以至于后来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时大力提倡不要只教语言，还要教西方的文史”，柯鲁克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是“伟大著作课程班”。在四年中精读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五十本书。这给他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学生主编《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年轻时的柯鲁克在纽约深受左派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美国共青团，大学毕业时，他参加英国的自愿军支援西班牙内战。“两年后，受一些俄国人的影响父亲变得更左，紧跟了共产党，因为这个才来的中国。”1938年，柯鲁克来到上海，开始为共产国际做一些地下工作。二战结束后，1947年，他跟着我妈到了河北邯郸附近十里店的解放区。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即使是文革中四五年的牢狱生活也没有让他们怀疑过来中国的意义，“只不过是跟同事们同甘苦了而已”。这对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外国革命夫妻”从秦城监狱回家后这样对孩子们说。

    2000年11月，柯鲁克在北京去世，而89岁的伊莎白至今仍住在北外的老房子里。

    遇见柯鲁的人都会被他和蔼真诚的态度所打动。他说，对于过去都没有什么不可回顾的事。人们对于文革的描述和想象，尤其是很多来自西方的观点都与他印象里的情况并不相符。“其实文革的受害者主要是一些党政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受迫害的并不是很多。”

   与大多数回顾者不同的是，文革在柯鲁16岁的记忆里充满了“自由”和“富足”。

    “原来父母对我们管得都特别严，他们觉得我们在家里住太享受了，就把我们都发配到崇文小学住校，每周就给三毛钱。文革他们被抓走后，外语学院把他们的工资给我们，于是我们终于富起来了。”

    柯鲁是老大，父母入狱后，他把房子分成三间，自己和两个弟弟一人一间，父母的工资也被他平分成了三份。“那时候每月一百多块钱是笔巨款，我们带着朋友把北京所有的餐馆都吃遍了。”柯鲁做着孩子般的表情回忆道。

    英国使馆得知柯鲁父母被抓的消息后，一直都试图跟他们联系，英国议会甚至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外交部询问失踪英籍人员的问题。“我们当时还特别左，特别倔，坚决拒绝跟他们来往，不理他们。”柯鲁带着两个弟弟乐观地等着父母回家。

    1969年，同学们都上山下乡时，柯鲁和弟弟去了海淀农机修配厂做了两年工人。“后来我们觉得那厂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北外一些比较同情我们的老师又帮我们调到汽修一厂，我做镗工。”

    当工人的四年中，除了回北外领“额外工资”，柯鲁和弟弟们都住在厂里，以至于家里曾被盗得一干二净，“还好公安局破了案，让我们去认领的时候，被偷的东西满满的堆了一地，不过没什么值钱的。”

    1973年，柯鲁和弟弟们终于等回了被关押了五年的父母。三个月后，柯鲁在朋友马妮的帮助下离开了中国，马妮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1974年，他们一块先在麻州大学念书，后来柯鲁又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在那里他拿到了东亚学的硕士学位。

 

 

    柯鲁回到中国的第一份差事是西方石油公司。

    “我当时正在美国做论文做得烦的时候，在杂志上看到哈默博士要找人，就发了寻职信。”1984年，柯鲁当上西方石油公司北京联络处的主任后，得天独厚的北京背景很快就为他自己和公司打开了局面。“当时这矿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项目，邓小平和哈默还有一定的私人关系，李鹏也做了很多批示和视察。”

    “不过，当时的投资环境跟现在还是没法比，法规也不健全，尤其是到了山西那种偏僻的地方，很多地方势力也都参与这一项目。十六平方公里的矿区，跟当地农民接触也不容易。农民要用驴拖走我们正在使用的铜电缆电死了，还要索赔这驴。”

    柯鲁笑着回忆道。

    四年后，由于国际市场煤价狂跌。这个在柯鲁眼中“经常有机会跟中共的高层去联系的精彩的项目”也就撤了。回到美国后，柯鲁做了些中国业务咨询的事。然后又回北京在一个搞跨国运输招标的英国公司干了两年多，直到1994年自己现在经营葡萄酒的名特公司开业。

    “可以肯定的是，十年后，中国人还会喝葡萄酒。”名特公司在成立之初，做过十几种项目。在偶然做了葡萄酒后，柯鲁强烈地感觉到，这才是“最合口味”的项目。

    “国外的葡萄酒是货真价实的，它不打广告，一切地位都是靠它实实在在的品质。”目前，柯鲁的名特公司已经是中国进口和销售葡萄酒最大的公司之一。

     如同发现邻居家留下的酒窖能让柯鲁欣喜若狂一样，在旅行中得到一些意外的文史发现成为了他“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在去看葡萄园的途中，经过一个地方叫土木村。这让柯鲁知道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就对随行的人说，“你们得等我一下，我得去看看这是不是当年的土木堡。”

    “老人家，你们这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

    “五百五十年前，英宗在此被蒙古人俘获。”

    很快，柯鲁便从村口一位晒太阳的老人那里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那个土木堡的土墙都还在，而资料里记载的古战场正好就是一片葡萄园。当时五十万大军全部毁于‘土木堡之变’，几个月后人们还能捡到成千上万的兵器和盔甲。”柯鲁在如数家珍地介绍起那次明朝最大的失败时，显得神采飞扬。

 

 

    问：最喜欢和最不喜欢中国的什么东西？

    答：北京有很多古迹特别好，宁夏、西藏这些开阔的西部感觉也不错，坐着火车旅行也挺有安全感。不过沿途随处可见的塑料袋让人痛心。

    问：从小在中国长大，中国人的感觉多还是外国人的感觉多？

    答：反正肯定不会误认自己是中国人。五十年代我在上崇文小学念书的时候，当外国人是很瞩目的事情。天天都有人在提醒你你跟别人不一样，在北外的院子里还挺好的，别人都知道你是谁。可到大街上，人们都追着你瞧。出了北京就更不得了，记得父母带我们到江西、湖南去，一个县城恨不得好几千人围观，还会造成交通堵塞。那时候，老师都笑我：“天已经不是冬天了，你还干嘛还捂这么严实？”因为总能感觉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